戚本禹回忆：毛泽东时代的高层腐败
戚本禹回忆录 （PDF电子书和链接）建党百年
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上）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上）
戚本禹回忆：毛泽东时代的高层腐败
2016-05-26 15:46:4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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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会网编者按】戚老走了，但他留下的《戚本禹回忆录》成为人们了解、研究毛泽东时代及文革历史的珍贵资料。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腐败？说很严重，跟改开以来的腐败程度一样，那是造谣、抹黑，是错误的；说一点儿没有，没有一个贪官，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通过戚本禹这篇回忆文章，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党内高层的腐败已经显现苗头，有的高干在当时看来已经开始变质。腐败向来是毛泽东最痛恨的。他一直最当心的就是，共产党进京后再次做了李自成。如果没有腐败，恐怕毛泽东也就没必要发动文革了。这是选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第十二章，认真看看此文，相当“有料”。
创办《群众反映》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 。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 。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群众反映》创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反映》 ，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 ，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 。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两个务必” ) 。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 ，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 “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是在党内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 “反盗骗国家财产”、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 。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谋）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谋）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 、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仔（细）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本文选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Brigade 于 2018-10-22 09:4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但必须面对他摆的事实
·东 夫·
《戚本禹回忆录》出来后，叫好声一片。我因为跟他有过接触，领教过他的左，朋友送来好几个月了都没翻过。最近朋友鼓动写点什么，只好翻翻，结果就放不下手，厚厚的两本一口气读完，发觉自己错了。结论：不可多得，不可不读。不可多得，是史料价值珍贵；不可不读，是观察历史不可或缺。
人们看重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作者的身份和经历，这当然很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不是决定因素。地位比他高、知道比他多的不少，有的什么都没说，有的说了等于没说，有的昧着良心乱说。戚本禹的最大独特之处在于，他是文革中央左派集团中，唯一“死不改悔”又留下完整回忆录的。正是这个独特之处，成就了它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一）
文革出了两个左派集团，一个林彪集团，一个四人帮集团。前者实际上是反文革的右派，正如伟大领袖慧眼洞穿的“形左实右”；后者才是货真价实拥护文革的左派。左派集团中，谢富治、康生文革中去世，没有回忆录；死不改悔的江青、张春桥没有回忆录；悔过的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没有回忆录。最先落马的“王、关、戚”，悔过的王力有《反思录》，死不改悔的关锋没有回忆录，死不改悔而有回忆录者，唯有戚本禹一人。
这个独一无二很重要。何以言之？悔过的失败者，既要迎合胜利者的需要，又要为自己辩解开脱，未免首鼠两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很难拿出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在政治搏杀中彻底失败而死不改悔者，意味着已经彻底放下成败名利乃至生死存亡的包袱，凡是于胜利者不利、于自己有利的，都敢于放胆直言，最大限度从历史资源中寻找自身的合法性。以戚本禹的资历，知道的当然很多，他又横下一条心要讲，这就有好看的了。随便举一些都大开眼界。
戚本禹是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为了证明毛泽东这一思想的英明伟大和他追随的理由，他披露了不少高层腐败现象。
如建国初某封疆大吏把一个部队文工团演员搞大了肚子，又把人家扔下不管；八九个高级将领的夫人到中南海告她们丈夫（其中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进城后另寻新欢、讨小老婆、占房子、贪钱财、闹待遇；叶剑英是公子哥儿，不断换老婆，“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谭震林老婆困难时期用飞机运活鸡丑态百出；毛泽东的大秘叶子龙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搞女人，甚至把机要室一个女的带到天津开房，到信阳调查饿死人的情况还大吃大喝，一到晚上就找姑娘开舞会；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一次比一次好，最后搞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大院子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一天换三次衣服；邓小平在困难时期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大鱼大肉不断，各种享乐设施搓、摸、洗、泡一应俱全，跟现在高级会馆里的那一套一样，“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的大官僚了。”……等等。
这些事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的还是亲自参与处理的。因此他说：“如果把党内这些事情都公之于众，让人民了解到建国以后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就能使更多人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也是见这些事情多了，才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
众所周知，北京文革打死的第一个中学副校长是卞仲耘，但是第一个被打死的大学校长魏思文，我就纳闷怎么没声没气。现在找到答案了——尽管书中既未点校名也未点人名。魏思文是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原编注）书记兼院长，被打死后总理很愤怒，要戚本禹去查。他一查，“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他奸污了一个女学生，学生母亲找他告状，也被他奸污，此事曝光后魏思文被毒打致死。戚本禹将调查报告总理，总理边看边骂，下令“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作者到网上查了查，发现魏思文是运动初期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揪出来的，现在公开的死因则称是在他家墙壁夹层里发现两只手枪，被造反派逼迫交代毒打至死，完全没有戚本禹所说之事，有“为尊者讳”之嫌。其实即使如此，打人也是恶行，打死人更是犯罪。但往大了说又该怪谁呢？魏思文建国初任川东区委副书记，主持土改工作。川东土改打地主很残酷，打死者自杀者比比皆是，参加土改的中央民主人士工作团强烈不满。魏思文为此在作报告时称：“群众激于义愤打一下是可以的，有利于打开僵局”，梁漱溟当场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回答：“绝对禁止。”（章立凡著：《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结果打得更厉害。用一句样板戏的词儿：“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吧。
又如，戚本禹用一系列事实证明，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并非中央文革的责任，而是在高层反文革势力的策划怂恿下，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所为。他发誓：“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他披露，中央文革当时就了解到这些行动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支持的，中央文革对这种暴力行为持坚决反对态度。还讲了两件自己亲自处理的事。
一是受总理和江青委派去了解和制止乱打乱杀行为，在关押刑讯“黑五类”的王府井东风市场，亲眼目睹被关押者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墙面上用受害者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标语，女红卫兵用钢鞭抽打女“坏分子”等血腥场面。经他追查，是派出所根据北京市的指示给红卫兵提供的“黑五类”名单，一直追到副市长万里头上。派出所有人告诉他，他们也看不惯这些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就叫火葬场来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了，查都没法查。”他把没收到的刑具直接带到中央文革会议室，向总理和江青等汇报，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谢富治告诉他，这绝对不是公安部干的，是北京市自己布置的，估计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万里是负责公安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
第二件事。中央文革得知大兴县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后，他和王力连夜赶到大兴县调查，认为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他们向中央写出报告，反映红卫兵乱打人的现象，证明各地派出所是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给红卫兵提供的抄家抓人名单，包括大兴县的灭门惨案的名单。提出“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报告经陈伯达、江青签名上报主席，主席随即召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开会，他们在会上汇报了老红卫兵乱抄乱抓乱打乱杀的情况，特别是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追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布置，谢富治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他还用事实证明，文革初期大批知识界文化界名人被害，也是反文革当权派转移目标所致，举了李达、老舍、上官云珠、马思聪、傅聪等人的例子。他说老舍死后，江青一直在追问是谁干的，甚至怀疑到周扬等人，说“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有趣的是，后来审查戚本禹时，审问者纠缠他组织斗刘少奇王光美的事，戚本禹气不过反问：“老舍是谁弄死的？”对方就哑巴了。事实上，老舍正是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色恐怖”中，被老红卫兵毒打后投湖自尽的。
文革初期的暴行罪魁祸首是谁，清楚的人本来就不多。幕后指使者是谁、中央文革是什么态度，知道的就更少。再经几十年的隐瞒歪曲，都整到四人帮造反派头上去了。戚本禹所言都是亲历亲为，有时间地点、有文件、有批示、有会议记录，有档案可查。他说，“把这些打人的事实都说成中央文革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难道不是？本来这是顺理成章的：毛和左派目标是当权者（走资派），千方百计要把火朝当权者头上引，即使他们也不把打黑五类当回事，但是也不可能做这种自乱阵脚的事。作者当年是成都的中学生，知道抄黑五类的家是派出所“点水”，抄上层民主人士的家是省委办公厅提供的名单。看了戚本禹说的情况，来龙去脉更清晰了。叶剑英说文革整死了两千万人，不知他算没算这笔账，应该算在谁头上。
（二）
然而这个“独一无二”的缺陷同样很明显。戚本禹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在一些事情上是有所选择、失之偏颇的。武汉事件是文革也是戚本禹命运的转折点，其背景已经很清楚：面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抵抗，毛泽东要实现发动文革的目的，必须靠军队的支持。武汉事件证明，军队的反文革势力之强大出乎他的预料。毛泽东一手打压军队反文革势力，一手打倒左派干将王关戚，明显是为了安抚军队，掌控大局。换言之，王关戚不过是毛泽东政治韬略的牺牲品。要说身处文革漩涡中心的戚本禹不明就里，那是自欺欺人。但他一方面竭力维护毛泽东形象，一方面又要为“王关戚事件”辩白，就把事情搅得不明不白。他披露，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１９６７年《红旗》杂志社论是陈伯达批准发表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与总理签发的“最后通牒”有直接关系，但又把王、关的责任说得很大，以显示主席处理他们是应该的（详见第二十六章关锋和王力），这就显得很矛盾。他披露，宣布王、关隔离审查的会议结束，只剩下张春桥、姚文元和他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仅仅是“惊讶”么？他承认，王力、关锋被抓后，他就预感到在劫难逃，甚至抓他那晚通知他去开会他就知道大祸临头了。何至于此，书中没有答案。其实他心里是明白的，他私下对人说过，主席这样做是安抚军队，他理解主席的难处，不责怪主席。
戚本禹坚称毛的私生活无懈可击，将毛玩弄女人的传言一概斥之为污蔑造谣，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但反驳的证据都是些逻辑推断。如以文革前夕毛泽东召集他们到杭州谈话时，见江青从毛泽东卧室出来，证明毛与江青感情一直很好；毛的居室从不上锁，服务员二十四小时进进出出，如此境况下不可能搞女人；毛泽东身边的几个女人给他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但从来没有给他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如此而已。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李志绥描述的那种房中密戏图呢！”而同样的逻辑是，没有毛泽东的召见，你敢夜闯寝宫？他既然叫你去，能让你看密戏图？实际上戚本禹与毛泽东的接触只限于工作层面，从未介入过毛的生活管理，即使文革期间替代了田家英一角，也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且基本上是在中央文革参加运动。在毛泽东私生活方面，他比李志绥、叶子龙等发言权小多了。戚本禹是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南下武汉时任中办代主任的。据他所言，８月２６日中央处理王力、关锋后，“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也就是靠边了。而毛泽东武汉事件后一直在南方，直到９月２３日才返回北京（见《毛泽东年谱》），他连见毛泽东的机会都没有，此后更不可能。他把香港《明报》刊载的他“痛批”李志绥的访谈，作为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访谈中他怒斥李志绥是“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从李的“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西方培养的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世界观挖起，判定李志绥的回忆录是反共小册子一样的政治阴谋产物。这就有点“文革遗风”的味道了，除了“这就是戚本禹”，什么也证明不了。
不过，当他竭力展示维护毛泽东形象的事实时，也让读者开阔了眼界。文革密锣紧鼓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２日，毛泽东急召陈伯达、杨成武、戚本禹到上海，三人乘专机连夜赶往。戚本禹一路猜测，主席这么紧急召集，而且还有代总参谋长，莫非与当时传说的军事政变有关。大出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是找他们谈“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计划”。原来是林彪给毛泽东送了一份军队参加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意是发扬自力更生光荣传统，却激起了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宏大思考。刚刚起床的他对着三个一夜没合眼的人，大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张鲁原始共产主义的意义，解放军此举是“未来共产主义的萌芽”等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三人，也不着边际地随声附和一番，将其整理成《五七指示》。我历来以为，仅仅以权力斗争是不足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文革密锣紧鼓的时刻——几天后５１６通知下达，毛泽东还津津乐道于此，可见他在乌托邦梦里陷得有多深，发动文革的动机有多复杂。
（三）
所谓历史，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历史事实，二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历史事实不可复制，历史认知绵绵无期，所以记载历史比评判历史更重要。亲历者的历史责任——尤其专制社会条件下——首要的是给后人留下“是什么”，给后人解读“为什么”提供准确的依据。可以看出，戚本禹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持开明态度的。他在书中说：“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做出回顾，对一些问题做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这是最起码的”。我认为他按这个要求努力去做了，披露的事实权威性、可信度很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必须面对他摆出的事实。戚本禹于风烛残年之际，绝症缠身之中，呕心沥血完成这部回忆，给后人留下这许多鲜为人知、人所未知的“是什么”。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
人的记忆是有片面性、选择性、阶段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包容和参照各方记忆，分析比较，去伪存真，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的真相。如同法庭审判，需要通过控辩双方充分陈述，参照各种言证物证，才能认定事实依法判决，否则就要出错案冤案。戚本禹从他的视角和选择，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听到历史审判席上独一无二的“反方供词”，为我们观照历史的全貌、追寻历史的真相提供了必不可少、不可不读的证言。通过他的记述，那些被涂抹成单一色彩的历史人物也一个个鲜活起来：江青的忠诚、周恩来的阴阳脸、康生的学问、谢富治的正直（我历来认为谢富治是好人）、陈伯达的迂阔、张春桥的自律、姚文元的谦卑、田家英的书生意气……以及一些“正人君子”的不堪。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
完成这部回忆录，是戚本禹一生最大的愿望。他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一批帮助他实现愿望的人。他们或与他素无往来，也未必认同他的政治立场，更无任何功利可言，凭着一份对历史对民族的责任感，和“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的执着，出钱出力，不辞辛劳，把戚本禹口述记录整理成文字，反复修改补充，核实校正，历经五年辛劳，赶在戚本禹辞世之前告成，把即将淹没于历史深海的史料，抢救奉献于世人。应当感谢，值得尊敬。
□ 原载《红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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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毛泽东召集他们到杭州谈话时，见江青从毛泽东卧室出来，证明毛与江青感情一直很好。”
杭州本来失去开会的临时地点，宾馆套房被毛泽东卧室这个概念偷换了，江青作为一个集团成员赴会，被毛夫人走出卧室的含义代替了，夫人与领袖的夫妻感情以及房事被推理了。戚本禹为维护毛的形象，不顾一切，却没想到毛的丑闻是比戚本禹职位高得多，人数多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出来的。以张玉凤为例，这个女人之所以今天大家都知道，是被高层故意“泄露”的。戚本禹知道的事太少，但他为掩盖事实，所作的恶却很多。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名靠中共文革小组发迹的极左秀才，野心膨胀，不可一世，要揪军内一小撮，甚至要倒周恩来，康生。于是毛批示，要将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著倒台，何故？吴法宪透露，原来是“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戚以为江青宠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驸马。周恩来承上旨，立即在碰头会议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命谢富治等当即执行。戚刚到会场，卫士一拥而上将他铐起来，戚竟说：“开甚么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车时，还对姚文元说：“请你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这般丑态，令人哑笑。江青不仅要拿掉戚，连戚的老婆也不放过，还要吴将戚的两个幼子送去偏远的青海机场。吴法宪说，“反军”的责任，根本搞不清，王关戚只是替罪羊，没有江青支持，他们敢为？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上）
逄先知 吕澄 沈栋年 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中南海，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调入的时间，分别是：
吕澄，1949年8月9日，当时在香山。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当时在香山，是第一个帮助田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时，他通过电话表达意见。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八司马”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座谈的纪要。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帅”，“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无限留恋，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的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是一个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忆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把“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来，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共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一、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的来龙去脉
1950年5月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分为两个组。一个是信访组，任务是处理群众给毛主席的信件；另一个是读报组，为毛主席读报，搞摘报，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为此，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按地区分到每个人。读报组组长是吕澄，组员有韩瑞定、戚本禹、张冠俦、马芷荪、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学生。室领导彭达彰分管读报组，办了一个内部资料《读报摘要》。每一个人分看一个地区或两三个地区的报纸。各人把当天阅读过的报纸中认为重要的内容摘出来，交彭达彰选择、汇总、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关于读报摘报的情况，《回忆录》专门列了一章，写了一段很长而又很详细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骗。
《回忆录》说：
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划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山西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划圈。
又说：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
吕澄、逄先知都是读报组的。王象乾当时管打字和收发工作，一切上报的和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都要过他的手。当时，只报送《读报摘要》，不送报纸。戚本禹却说，他看到《山西日报》上有一篇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将报纸送给了毛主席，“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大家读到戚所说的这些，觉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着脸皮说谎话，编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忆，报送毛主席的《读报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见过毛主席有什么批示，办了几个月就停了。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满意。他还是得自己亲自看报纸，《读报摘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大家记得很清楚，宣布撤销读报组那天，秘书室主任师哲向读报组全体人员讲话。他很生气，说：“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筋水泥，实际是火柴杆，撑不起来！”这个“你们”当然包括戚本禹在内。彭达彰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读报摘要》停办，戚本禹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读报摘要》报送范围很小，只送毛、周、刘、朱等，任何一位领导都未作过批示，新华社怎么会知道？关于《读报摘要》停办的原因，戚本禹讳莫如深，不愿意说实话。如果实话实说，他吹的那些牛皮就会炸开了。事实很清楚，新华社办《内部参考》同《读报摘要》停办是毫无关联的。戚本禹却凭空把这两件不相关的事扯在一起，企图掩盖毛主席对戚参与的《读报摘要》不满意这一真实情况。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灾，有灾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谁的报告而落泪的？
《回忆录》说：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灾民避水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泪，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来电，而不是别的什么报告。这有档案为证。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来电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个字下面划了一条横线。戚本禹竟然谎称毛主席落泪，推出治淮决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而作的批示，说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实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的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里，并没有灾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记载。戚本禹为了表功，就是这样不顾历史的真实，张冠李戴地胡乱编造。戚本禹分工阅读的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安徽属华东地区，淮河流域大水灾的消息如果有报道，也应登在《安徽日报》和河南省的报纸上，这不属于戚分工阅读的范围。戚本禹不在信访组，怎么又会看到群众来信来电呢。可见，所谓他搞的关于安徽水灾“摘要”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说：
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上）
发布时间：201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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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上）
——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逄先知 吕澄 沈栋年 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中南海，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调入的时间，分别是：
吕澄，1949年8月9日，当时在香山。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当时在香山，是第一个帮助田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时，他通过电话表达意见。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八司马”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座谈的纪要。
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帅”，“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无限留恋，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
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的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是一个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忆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
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把“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来，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共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一、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的来龙去脉
1950年5月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分为两个组。一个是信访组，任务是处理群众给毛主席的信件；另一个是读报组，为毛主席读报，搞摘报，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为此，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按地区分到每个人。读报组组长是吕澄，组员有韩瑞定、戚本禹、张冠俦、马芷荪、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学生。室领导彭达彰分管读报组，办了一个内部资料《读报摘要》。每一个人分看一个地区或两三个地区的报纸。各人把当天阅读过的报纸中认为重要的内容摘出来，交彭达彰选择、汇总、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关于读报摘报的情况，《回忆录》专门列了一章，写了一段很长而又很详细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骗。
《回忆录》说：
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划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山西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划圈。
又说：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
吕澄、逄先知都是读报组的。王象乾当时管打字和收发工作，一切上报的和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都要过他的手。当时，只报送《读报摘要》，不送报纸。戚本禹却说，他看到《山西日报》上有一篇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将报纸送给了毛主席，“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大家读到戚所说的这些，觉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着脸皮说谎话，编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忆，报送毛主席的《读报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见过毛主席有什么批示，办了几个月就停了。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满意。他还是得自己亲自看报纸，《读报摘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大家记得很清楚，宣布撤销读报组那天，秘书室主任师哲向读报组全体人员讲话。他很生气，说：“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筋水泥，实际是火柴杆，撑不起来！”这个“你们”当然包括戚本禹在内。彭达彰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读报摘要》停办，戚本禹是怎样说的呢？他说：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读报摘要》报送范围很小，只送毛、周、刘、朱等，任何一位领导都未作过批示，新华社怎么会知道？关于《读报摘要》停办的原因，戚本禹讳莫如深，不愿意说实话。如果实话实说，他吹的那些牛皮就会炸开了。事实很清楚，新华社办《内部参考》同《读报摘要》停办是毫无关联的。戚本禹却凭空把这两件不相关的事扯在一起，企图掩盖毛主席对戚参与的《读报摘要》不满意这一真实情况。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灾，有灾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谁的报告而落泪的？
《回忆录》说：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灾民避水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泪，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来电，而不是别的什么报告。这有档案为证。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来电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个字下面划了一条横线。戚本禹竟然谎称毛主席落泪，推出治淮决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而作的批示，说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实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的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里，并没有灾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记载。戚本禹为了表功，就是这样不顾历史的真实，张冠李戴地胡乱编造。戚本禹分工阅读的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安徽属华东地区，淮河流域大水灾的消息如果有报道，也应登在《安徽日报》和河南省的报纸上，这不属于戚分工阅读的范围。戚本禹不在信访组，怎么又会看到群众来信来电呢。可见，所谓他搞的关于安徽水灾“摘要”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说：
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
戚本禹的这句话可不要小视，这是他编造谎言之后再加深问题，是点睛之笔。他的写法用的是假设句式，乍看起来好像并不显山显水，没有说到他自己怎么样。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才有了当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农业合作化的推广。戚本禹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真是太厚颜无耻了。
三、戚本禹是怎样管理毛主席图书的
《回忆录》把管书和编《毛泽东选集》作为先后接续的两件事来写。实际上不论是戚本禹还是逄先知，作为田家英的助手（当时还不叫秘书），这两件工作都是同时做的。
关于管理图书，《回忆录》用了不小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描述。他不去讲毛主席喜欢读什么书，要过什么书，却借管书这事自我吹嘘了一番。其中有几点肯定说得不对。
比如，戚本禹说：“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买的，有的是书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逄先知说：“根据我管毛主席的图书那16年的亲历亲见，毛主席只是说要看什么书，从来没有说要买什么书，更没有江青的警卫去买书的事。毛主席的书主要是田家英带着我到旧书店去买，北京的琉璃厂、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前门打磨厂等卖旧书的地方都买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书店为毛主席买书。有一次在上海，柯庆施来看望田家英，见到桌子上摆着很多旧书，柯批评说：‘田家英，你净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其实，田家英买的书都是毛主席喜欢看的。毛主席手不释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过邓洁弄来的。戚说：‘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欢读书的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说的一段话：‘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戚本禹的说法，只靠‘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而没有人具体去做，图书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吗？他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个大家是谁？应该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没有管好书，还把书给弄坏了。”
又比如，戚本禹说：“主席曾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逄先知说：“我为毛主席管书，从来没听毛主席说过他的书可以随便往外借，连警卫战士的家属都可以看。到我那里借过书的只有李讷、毛远新、孔令华。毛主席非常爱惜他的书。在延安的时候，给他管书的一位同志把他的书弄丢了，主席很生气，批评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后他还提起这个事。有一次他发现《四部备要》中的一本书被老鼠咬了，问田家英是怎么搞的。从此田家英就养了一只猫。”
戚本禹还说：“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戚本禹又瞎说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随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任命张经武（原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为主任，田家英为副主任。陈秉忱从军委办公厅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与逄为毛主席管书的事没有一点关系。从《回忆录》里看，戚是看不起管书这个工作的，但在这一章的文末又言不由衷地说：“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如何如何，并在字里行间，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王象乾说：“戚本禹没有给毛主席买过书。他说毛主席的书通过他的手借给警卫战士看，也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编造了一个毛主席与江青共同批注《资本论》的故事。他说：“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1卷，从第1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较少。”
逄先知说：“毛主席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毛主席在扉页写了两个年代：‘1938年’、‘1867——在70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在《资本论》第1卷第2页上写着：‘1867年距今87年’。书内有毛主席用红蓝铅笔划的线，没有批语。这本书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以上情况说明毛主席读过《资本论》，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戚本禹会这样地胡编乱造。如果是为了驳斥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那也不能靠造谣的办法，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毛主席读《资本论》的情况。当然，没有留下批语，不等于没有认真读过。戚本禹居然说‘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显然是捏造。戚本禹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四、关于编《毛泽东选集》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我离开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做校对和收发。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年2月、3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10月第1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年4月第2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年4月第3卷也与读书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
逄先知说：“1950年8月，中央决定让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调去协助工作，同时做两件事，一是为毛主席管书，一是参加《毛选》校对等技术性工作。戚说，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编《毛选》。根本没有这回事，秘书室是专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没有能力承担编《毛选》的工作。戚还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又说错了。刘少奇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么扯到1951年这里来了？《毛泽东选集》1—4卷出版时，编辑单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只是出书时使用的名称，并没有实际的机构。”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调到田家英那里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里工作，为毛主席管书，校对《毛选》，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戚本禹却说：
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去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
凡是做过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对时必须聚精会神，像对待“敌人”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校，不能有稍许分心，更不可能分心去学习、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对完了甚至连文章讲的什么意思都没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他通过校对《毛选》就“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个不称职的校对者。这也许就是田家英不让他继续参加《毛选》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对。
总之，戚本禹用了那么多篇幅讲他参加《毛选》校对工作，目的是为了说他参加了《毛选》1—3卷全部校对工作。大家都知道，《毛选》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只做过三个月的工作，怎么谈得上参加了1—3卷的全部校对工作？戚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那时他早已离开田家英那里，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参加《毛选》第1卷的校对、抄写等工作。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戚本禹又编造了一篇假话。《回忆录》中说：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
这段话首先就闹了一个笑话。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经写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的第3章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而艾思奇是1937年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授提纲的时候，怎么可能在延安同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艾思奇经常一起讨论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论》的情况，戚并不知情，居然也信口开河，瞎说一气，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内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论》这样的理论文章，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怎么会口授修改意见让别人记录呢？看看毛主席从石家庄写给陈伯达和田家英的两封信吧。一封信中说：“伯达、家英同志：《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义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说：“家英同志：《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这两封信说明，毛主席不但亲自修改，还亲自校对清样，哪来什么口述修改之事。这两封信的时间分别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这时戚本禹早已经调去处理群众来信了，再也没有接触过编《毛选》的任何工作，他却偏要装得好像他在场并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这里乘机把田家英贬了一通，说田对毛主席的话“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过哲学，当毛主席秘书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贬损、挖苦的那样吗？
讲到《论持久战》，戚本禹说得更离奇了：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校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
读到这里，感到戚本禹简直是在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论持久战》手稿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中央档案馆长期负责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齐德平说，从未见过《论持久战》的手稿。很奇怪，戚本禹却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还特别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誊清的笔迹，这真是痴人说梦。事实上，《论持久战》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亲自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知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当时单行本大量印行，后来出版的晋察冀版、晋冀鲁豫版和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都编入了这篇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编《毛选》，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大段文字，据说是江青向戚本禹说的她如何精心护理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说得绘声绘色，这就是戚本禹所说的《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戚本禹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一个《论持久战》的手稿问题，一是为了吹嘘自己，二是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忆录》中谎言太多，更使读者看破了那本《回忆录》究竟有几分真实性。
五、关于群众来信来访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当组长，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间回到秘书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时，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才三个月左右，照戚本禹的说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才正式启动，怎么能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关于戚本禹是否调去当信访组组长问题，沈栋年、王象乾说：“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访组。信访组并没有组长，由彭达彰直接领导，下面由各人按来信内容分工处理。1952年开始，按来信地区分三个组，才设立组长、副组长职务。”
戚本禹做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还是努力的，称职的，但他在《回忆录》里处处标榜自己，把别人的贡献揽到自己身上，又压低别人，甚至贬损周总理、刘少奇等同志和朱老总。
在讲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越来越多时，戚本禹说：
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后说：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知道戚本禹说的不是事实。王象乾说：“关于秘书室向毛主席写报告分为总结性的即年终报告和专题报告，这样的大主意是田家英提出来的。田家英说，信访工作不仅处理具体问题，更要综合反映问题。要给中央起耳目作用，特别是把刚刚露出地平线苗头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戚本禹说他写的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是建国以后中办开先河的一次，太自我标榜了。”
最早调去帮助田家英处理事务的大学生李公绰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起草过给毛主席的报告，这类报告都是彭达彰写的。”
戚本禹说报告是他起草的，总理要他去参加会议。大家说，以秘书室名义给毛主席的报告，从不署个人名字，周总理怎么知道是戚本禹写的，叫他去参加会议？在戚本禹笔下，在解决群众失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连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还有那么多中央委员，都不如戚本禹这个“小秘书”，太狂妄了吧！
我们参加座谈的同志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他老人家服务十几年，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切体会到毛主席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同样，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十分关心群众疾苦。戚本禹在这里有意贬损周总理，突出他这个“小秘书”，实在太不像话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就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消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
关于秘书室压信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这件事，逄先知是亲历者，他那时正在田家英那里工作。逄先知说：“信不是田家英压的，办信的人压了几天，未将这两封信（指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1951年8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和石景山钢铁厂党委1951年8月31日给毛主席的信）及时反映上去，这两封信反映了工人生活困难、工资存在不合理现象的问题。毛主席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毛主席于9月12日分别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压信这件事，田家英是代人受过，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我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文章里，写过这件事。我写的是‘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没有点名。戚本禹是负责北京地区的群众来信的，他自己也说信开始是他处理的。当时田家英专心编《毛选》，处理群众来信这一摊事儿由彭达彰负责，当时彭达彰就说他自己有责任。田家英确实是代人受过，所以他感到十分委屈，喝闷酒，喝得大醉。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戚本禹却把责任全部推到田家英身上。他说，他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有给他全讲，只听田家英跟别人讲了几句，那他怎么会知道毛主席是怎样批评田家英的？戚本禹只好编造出一大段毛主席的话，说什么毛主席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为压了这两封信，毛主席会对自己十分信任的秘书田家英这样说吗？”
《回忆录》中还说：
1950、1951、1953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过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凡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嘘一番，说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度报告都是他写的，而且还在协助田家英搞《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前面说过了，戚本禹并没有给毛主席写过报告，报告都是彭达彰等室领导写的。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件事，逄先知是这样用电话询问李公绰的：这三年的年度报告是不是戚本禹写的？李非常明确地说：“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怎么会是戚本禹写的，都是彭达彰他们室领导写的。戚本禹这样吹牛，真可怕！”吕澄更肯定地说：“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绝不是戚本禹写的。”王象乾说：“1964年前后，田家英有一次对秘书室的室务委员，带有批评的口气说：‘戚本禹刚来的时候，连普通信都写不好，改来改去才能用，他现在写的文章，你们谁能写得出来。’”
戚本禹总爱拿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说事。其实，他只搞了三个月，田家英就把他调开了。如果田家英信任他，又认为他的工作那么优秀，为什么要调开呢？当时搞信访工作的同志，水平比较高、办信经验比较多的，并不少，并不是非他莫属。戚说，田家英怕得罪杨尚昆，就跟他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毛主席吧”。大家读到这些话，非常惊讶。李公绰说：“这些话简直是天书，完全莫名其妙，压根儿不可能，毛主席是习惯看书面报告的。”吕澄说：“戚本禹不太像话，胡编乱造。给毛主席的工作报告，一直是用书面的形式，从来没有做过口头报告。”王象乾说：“没有戚本禹说的不给毛主席送书面报告的事，秘书室一直给主席送书面报告。”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贬周总理，他不断抓住信访工作做文章，好像中办秘书室比政务院的作用还大。《回忆录》中说：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由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又说：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
戚本禹不敢明目张胆地批周总理，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贬低周总理，这里面包藏着他狂妄的政治野心。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戚不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却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大写特写，或者抄袭一些不实的材料，或者胡编乱造，妄加论述，歪曲历史。他居然说：“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
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及其修改
戚本禹用了很大篇幅写这个问题。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根本没有弄清楚，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真实情况，就信口开河，冒充聆听者，编造了许多假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内简称《正处》），戚本禹说：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说他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的。这不是事实。他没有资格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当时中直机关的干部（大概是十七级以上的）是在中直机关礼堂听的讲话录音，秘书室的干部吕澄、李公绰、逄先知、沈栋年、王象乾都去听了。戚也是那次去听的。戚说：“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来原始讲话文件。”戚本禹又瞎说了。毛主席当时只起草了一个讲话提纲，供自己讲话用的，根本就没有印发什么“讲话文件”。
《正处》问题，戚本禹把文章主要做在原讲话记录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定稿有一些不同上面。他认为，原讲话记录是毛主席的真实思想，正式发表的定稿是主席受到上下左右人的影响，为了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违心地放弃了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六条标准”，是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而不是毛主席的意见。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戚本禹含糊其词地说是在办公室听说的，又不说出是听谁说的，这样就可以给自己造谣留下很大的空间。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渊源早已有之，而且首先在党内多次地讲。远的不说，就从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起。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召开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九次会议进行讨论，参加的人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等。在12月2日讨论初稿的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五个要点，第四点即为：“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怎么能说《正处》的思想没有在党内酝酿呢？毛主席当时确实是主张放的，想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在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批评了教条主义。王蒙当时因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受到批评，毛主席为他解围；毛主席还说批判胡适时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指出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等等。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胡耀邦、周扬出席了会议。这一连串会议的召开，不是先党内后党外吗？哪里存在什么“违反程序”的问题。说什么刘、邓、彭“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这是造谣惑众。当时，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及处理的方针、方法，党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人持反对态度。
戚本禹还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处》，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还说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戚本禹看过《正处》讲话修改的过程稿吗？怎么能这样毫无根据地瞎说呢？根据档案，《正处》讲话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十几次、亲自定稿的。怎么能把发表的《正处》说成是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呢？在档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没有改过一个字，胡乔木只有一处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没有采纳，哪有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陈伯达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誊写在稿子上），这些修改是根据毛主席征求来的意见，供毛主席参考的，取舍由毛主席决定。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还假借江青之口，说他想要说的话。《回忆录》中写道：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1957年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整风、反右、知识分子、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一些省市委书记。毛主席主持会议。当时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面征求意见，一面修改。在改出第十稿后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青岛会议期间，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面要主持会议，找有关的人谈话，同时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这就是当时的主要情况。怎么能说毛主席“闷闷不乐”呢？怎么又扯上《正处》讲话了呢？
人们会问，戚本禹为什么编出这样一篇谎言，而且特别把谣言造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头上，老是把他们三人同毛主席对立起来？想想“文革”时期戚本禹得势那当儿的情况，就不难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斗最厉害的，就是这三位领导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继续伤害他们，造他们的谣言想以此证明，他当年的大批判、乱批斗是对的，为他自己翻案。
从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忆”中，人们会感到很奇怪。一个掌握“文革小组”实际大权的江青，一个搞极“左”大批判的急先锋戚本禹，怎么忽然都“开明”起来了，说什么毛主席《正处》的原来讲话，造成一种宽松的气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啊！请问戚本禹，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怎么在“文革”中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呢？那时，全国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双百”方针，哪里有什么宽松的政治气候。
戚本禹对《正处》前后两稿作对比，说到底就是为了“揭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与毛主席的对立。讲话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进了刘少奇等同志及党内一些人的东西。这是戚本禹制造这些谎言的用意所在。
《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应当说，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很精彩的。经他亲自修改的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加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学表述更加严谨，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处》吸收了集体智慧，但它完全是属于毛泽东的，所谓“毛主席违心地放弃了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云云，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待续）
（来源：《炎黄春秋》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