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一）** GOTO 1
·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二）** GOTO 2
·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三）** GOTO 3
· 刘朝驹 | 文革史话（四）** GOTO 4
· 刘朝驹 |文革史话 （五） ** GOTO 5
· 刘朝驹 |文革史话 （六） ** GOTO 6
· 刘朝驹 | 文革史话 （七） ** GOTO 7
·
· 文革应该是“艰难的探索”，然而这个探索失败了。革命者们，革敌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不容易，自己掌权之后再革自己的命尤其不易，然后就会被别人革命。周期律是不破的定律，伟人如毛泽东者，也没有办法，可变的无非是周期的长短而已。
· 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 - BBC News 中文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进步文化网 Author JiNBUJUN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一）
JiNBUJUN 李毅看世界
睿智幽默解读国际风云、财经要闻，传播中华复兴正能量
9/20
收录于话题
李毅：750万字的《文革史》，这样的书原来以为20年后才会有，没想到现在就出来了。【编者按】《文革史话》是一部记叙文化大革命从发生到结束全过程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揭示了文革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既有史书的客观冷静，又有文学的委婉细腻，读来引人入胜。全书约750万字，分七卷由香港文化出版社出版。从今天起，进步文化网开始连载该书第一卷的上部，电子版由中流社制作出品，欢迎关注。
这是让一代人亢进，迷惘、失落、不堪回首，却无法忘怀的十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十年。
——谨以此书献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写在前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这是山东大学高亨教授景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毛泽东，这位被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誉为“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一生中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伟业。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更以世人罕见的气魄和胆略，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史无前例的，旨在打烂自己政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回味的话题。 引言：敌人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伟业赋予谁，忧虑忡忡难寐
三国期间，诸葛亮尚未出山就预言天下将是三分之势，他与刘备的这次对话，成为后人广为流传的、著名的“隆中对”。
时隔1700余年后，公元1945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次对话----“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同样预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局走势。
巍巍宝塔山下，潺潺延水河边，他们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彻夜畅谈，黄炎培对毛泽东讲：
“延安的作风明显的不同于国民党的重庆：艰苦，团结，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正如毛先生所说：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向老百姓学习------你们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总之，在你们这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只有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我们。”
“变化往往在胜利以后。”
“哦？”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似已料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对抗中，中国共产党会取得最后胜利，执掌全国政权。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历史上，小到一人，大到一国，开始的时候，不管条件怎样艰苦，都会努力奋斗，有一种精神支撑着。而一旦胜利，就会松懈，懒惰，以至腐败下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中国的历朝历代，到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吗？
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真的能做到吗？
1949年3月23日，太行山深处的西柏坡。武器落后，不足百万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即将打败了由美国支持和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正像4年前黄炎培所预料的那样，中共中央将在今天从这里走出大山，进入三朝古都----北平，执掌中国的政权。
当毛泽东走出门外，迎面遇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周恩来抬了一下手问。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边掏烟边说。
“多休息一点时间，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答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在场的人都笑了。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明末的农民起义英雄，带领一批饿得活不下去的灾民，转战十几年，九死一生，历尽艰辛，终于打败了明王朝，在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下，走进了北京金銮殿。然而，他的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就被满清军队赶出了北京，惨死在河南九宫山。
李自成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却又非常为他的结局痛惜。早在1944年，文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的这段历史。这本书，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每个高级干部手里，他不希望他领导的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另外4个书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坐在吉普车上出发了。曲曲弯弯沙路上扬起烟尘。他们的前面是北京，是即将耸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远景……
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他想起了与黄炎培的谈话。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公元196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15年的风风雨雨……
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居然迫使美国在朝鲜三八线上停战。美军司令克拉科将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时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
中国人扬眉吐气，世界为此而瞠目……
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缺粮，没有饭吃，饿死了多少人……老百姓居然没有造反，跟着共产党一起挺过来了……
建国之初，也出现了共产党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坚决、严厉、毫不手软的给压下去了……他不想成为李自成。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普及和教育，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之风日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雷锋、王杰、欧阳海，可谓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共产党统治坚如磐石，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跳出了黄炎培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
然而，位于中国政坛最高峰的毛泽东，似乎并没有被这些现象所迷惑。此时的他更加忧心忡忡。他愈来愈强烈的感到，在“坚如磐石”下面，“周期率”在涌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切，让毛泽东觉得，此时的苏联政府，和他年轻时立志推翻的旧中国的政府，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他们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五十年代的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暴乱，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都说那是美国和欧洲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煽动，其实，毛泽东很清楚，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蜕变为剥削老百姓的新的资产阶级，老百姓不满意，造反了！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以上这段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在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文章“九评”上的。
同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中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其实已经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就有那么多的农民要分田单干，党内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种做法。田都分了，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和旧中国又有什么区别？还是列宁英明,他说,小生产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怎么这么多的共产党人就看不到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农民和干部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要分田单干。
这次运动中反映上来的材料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工厂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他们已经成为剥削群众的新的资产阶级了。
谁来监督他们？答应给予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又怎么保证？“三反”
“五反”虽然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官，但毛泽东清楚：那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朱元璋当年不也杀了很多贪官，朱家坐了200多年天下，最后还是亡了-----“周期率”。
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哪去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的形象似乎越来越遥远。旧的资本家不存在了，但是，这些靠人民供养的政府官员不为人民服务，只为政府官员服务，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服务，为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不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吗？这样的政府越巩固，是否就意味着强大的官僚机构越巩固？
毛泽东的担忧日益加剧：
农村的包产到户，企业的物质剌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新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情绪，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希望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是，情况并不理想。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他怀疑自己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如列宁说过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2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亲切交谈。
毛泽东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党就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参加会见的朝鲜代表团中有人交头接耳。毛泽东接着说：“所以，我们要向全体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中国将来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手中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现在我还没有死，我们党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分田单干，提倡少支援世界革命；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会晤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睡不着觉，仍在深深的思索着……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药，看到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慰说：“主席，休息吧。”
毛泽东却说：“小吴呀，你不晓得，我对国内许多事情放不下心哪，党内要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不听，但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点了一颗烟，接着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第1回：说起源，游泳池旁谈“四清”
讲“矛盾”，两位主席起争端
1964年冬天的北京，虽然和往年一样，干燥、寒冷。北风咧咧的吹过城市，却没有在城市中刮起太多的尘土。大街小巷依然是那样干净，甚至连一片树叶也看不到。人来车往的长安街，还是那样的忙碌。行走匆匆的人们脸上，已经看不到几年前的饥饿菜色，闪烁的是一双双自信和亢奋的目光。人们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正在被一种精神凝聚起来，就像水泥将一盘散沙凝聚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中南海游泳池内，温暖潮湿的温度和外面的气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毛泽东正在这里游泳，这是他的一种休息方式。说起这种休息方式，还有一段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的几年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更甚以往，经常是废寝忘食。即便稍有闲暇，也总是拿一本书，倚在床上，作为休息。这种状况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于是动员毛泽东出去散步，或者跳舞，总之，想尽办法要让毛泽东多走出办公室活动活动。
一次，医生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知道生命的起源在哪里吗？”
毛泽东觉得奇怪，马上反问道：“你要干什么？”
“考考你呀？不能总是你考别人，也应该让别人提点问题呀。”医生说。
“哦，当然是起源于大海。”毛泽东答道。
医生又问：“那么，生命的最佳运动是什么？”
毛泽东试探性的回答：“是散步？”
医生说：“不对，是游泳。游泳可以直接与大自然接触，是一种全身运动，锻炼心肺，而且老少皆宜，好处很多。”
毛泽东明白了，他说：“是要我游泳呀，可以考虑。”
医生看到毛泽东松口了，马上自告奋勇的说：“主席您就放心的游泳吧，有我保护，您保险出不了事。”
“喔，出了事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道。
医生拍拍胸脯：“我救你。”
“是吗？我过去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大本事？”毛泽东笑着对医生说，随即站起来说：“那就走吧。”
到了游泳池，医生拉着毛泽东要从浅处下水，毛泽东没有理他，径直朝深水区走去。
“不行，不行！凡事要由易而难，先从浅水开始。”医生急忙拦阻。
“深水为什么不行呀？”毛泽东问医生。
“危险呀！”
“不是有你保护吗？难道你害怕啦？”毛泽东边说边下到深水区。只见他一会侧泳，一会儿仰泳，潇洒自如。此刻，医生方才如梦初醒，原来毛泽东的游泳技术是这样的娴熟。
毛泽东对愣在那里的医生说：“我家门前就有个池塘，小时候我就在那里游泳。那时，你这个生命还没有起源呐。”
从此，毛泽东喜欢上游泳这种休息方式，他说：“游泳这种休息好，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的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后来，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旁边盖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常到这里游泳，有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急于处理公务，也会追到游泳池来找毛泽东商议。
这天，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游泳池边，对池内游兴正浓的毛泽东喊道：“主席！少奇同志和总理他们来了！”
“好啊，他们来了，咱们就上去。”毛泽东说着，就向池边游过来。
上岸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已经走了进来。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围坐在游泳池边的藤椅上。
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说：“主席，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的‘左’的错误……”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四清”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在1963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通过对农村基层的账目、仓库、财物和农民社员和农村干部的收入工分进行清理，发现和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这种方式，非常直观、具体，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很快就得到推广。由于这种方式是以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为基本内容，所以被简称为“四清”。多吃多占的现象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公愤，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左”的错误。此时，他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是的，我们想利用这次开人大会的机会，各大局的书记都在北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前阶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毛泽东看看周恩来和邓小平说：“是你们大家的意见？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开吧。”
12月1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中南局书记陶铸、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华东局魏文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先后发言。可能是受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一句话影响，从这些共产党“封疆大吏”汇报上来的材料看，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可以说，大陆基层的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都不在共产党的手里了。
这年的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的20多天后第一次在会上讲话。当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
那次工作会议结束一个月后，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坚持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他在南京讲了两个下午，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
于是，12月17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说：“我们的调查情况，西北地区328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和反革命，有的自己可能就是反革命。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
18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发言说：“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的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张家口地委整个都烂了……陕西省属于夺权问题的有26个。河北永年县我在的那个大队就要夺权！”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农村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中山县22个大队，已经烂掉有11个，占50%，公社一级，烂掉的和基本烂掉的不少于三分之一。基层干部中没有剥削的很少！”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我们那里有一个县，全县21个大队，几乎全部不在我们的手里，可以说，是在国民党手里。”
19日，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从调查情况看，包产到户对贫下中农损害很大；好水田都被干部包走了，干部还利用职权搞腐化，两极分化严重；安徽省是单干占优势！”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夺印》，就是讲述苏北的一个农村政权被地主在幕后实际掌控夺权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当时十分轰动。如今，通过会上汇总的情况更让人感到，基层政权被坏人掌控的现象已如此普遍，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性质？应该如何应对呢？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刘少奇问：“陶铸同志提出，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
还是讲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干部，从来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过。他是当权派，又是共产党，他又给定工分，上面又听他的，群众拿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他们骑在群众头上，群众就不好过，就穷的要死！我们要先打豺狼，再整狐狸。不能只打狐狸，不打豺狼。”
刘少奇似是附和，似是坚持的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并不认同：“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的看法，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看法，也是电影《夺印》所要反映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层政权的演变，主要是地主、富农这些仇视共产党的人在背后起作用。共产党的敌人是谁？是国民党，是地、富、反、坏、右，他们要改变共产党的政权，这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很容易理解，因此，运动的矛头就应该对向地主、富农。
而毛泽东的看法则不然，他认为，地主、富农在农村早已经被斗臭了，没有权了，因此，在农村形不成气候。现在农村能够欺压、鱼肉百姓的只能是那些在台上掌权的干部、当权派，群众最有意见的不是地主、富农，而是这些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因此，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也应该是整这些变质的当权派。
应该说，毛泽东的看法似乎不很合逻辑，但却更符合实际，也是更接近群众和老百姓的想法，但一时却又很难让各级领导理解和接受。
不管是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只要是毛泽东说的，那就是真理，大家就听，谁也不会去反对。接着，大家就按着毛泽东的提法，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应该对他们采取怎样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的意见，打击面不要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建议：“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还是‘四清’。”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赋予“四清”一个全新的概念了，其外延已比原来的“四清”大大地扩展了。
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请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说：“赞成！”
刘少奇是真的没有明白毛泽东的含义，还是已经意识到毛泽东的提法可能对整个政权带来的震撼？
毛泽东说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接着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刘少奇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主当权的。”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
他又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毛泽东：“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毛泽东：“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刘少奇：“重点是党。”
毛泽东：“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刘少奇说：“‘四清’与‘四不清’交叉，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赶紧附和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还在坚持他的“交叉”理论：“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不说话了，只是吸烟……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当毛泽东说到“这次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刘少奇插话说：
“恐怕不能太绝对吧。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打断刘少奇的话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吗！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锤定音。
就在这天夜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红色机要电话，他拿起电话,里面传来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声音：
“是伯达同志吗？”
“是我……”陈伯达刚刚服了安眠药躺下，拿着听筒迷迷糊糊的答应着。
“我是徐业夫，主席让您来一下。”（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二）
JiNBUJUN 李毅看世界
9/22
收录于话题
第2回：急召唤，陈伯达夜半领命
发感慨，生日宴伏笔玄机
对领袖的召唤，陈伯达不敢怠慢，他赶紧对徐业夫说了声：“好的。”就匆忙下了床，穿上衣服，赶了过去。 看见陈伯达进屋，毛泽东对他说：“打搅你的好梦啦？”
“没有，没有……”陈伯达赶紧回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起草一份会议的纪要，你来负责。”
“好的，好的……”
“纪要的提纲你看这样写好不好？”
于是,毛泽东开始述说，陈伯达摊开本子就记……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他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努力强打精神，也只能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终于,他听见毛泽东对他说：“就先这样吧，你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好后咱们再研究研究。”
“是。”陈伯达赶紧收拾好纪录，回到家中，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安眠药的药力退去，陈伯达连忙翻看昨夜记录，不由一阵叫苦不迭：昨夜迷迷糊糊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看不明白了。
陈伯达赶紧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打电话。
王力参加过当时中共与苏联论战文章的起草工作，是由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推荐的。他还执笔完成中共中央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曾在大陆轰动一时，在台湾和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从1964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陈伯达的电话打进来时，王力还在睡觉，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了过来。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向王力简略地传达完后，又不无担忧地说：“看来，毛主席是对刘少奇有意见了。”
王力闻言，大吃一惊，忙说：“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刘少奇向来以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是党内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多次予以肯定。此时，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已取代朱德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一起悬挂。“刘主席万岁！”也已成为各种集会时的必喊口号。
陈伯达接着对王力说：“毛主席说，刘少奇想当秦始皇，我看还不够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他是瞎指挥嘛，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他代表不了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下去，只能作革命的绊脚石。”
王力一听，也着急了，忙问：“你怎么看呀？”
陈伯达说：“方针政策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但是，少奇同志是很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两个主席意见不统一，对党对国家都很不利呀。”
王力表示同意，他说：“那是否想个办法，在两位主席之间调解一下。”
陈伯达点头说：“是啊，是啊……”
接着，陈伯达说了几个办法，都被王力否了。最后，王力说：“我看你办不了这事，还是靠别人吧。最好和彭真、陶铸他们说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陈伯达听了，默默的想着，半晌没有吱声。
随后，王力帮助陈伯达整理会议纪要，他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很快就从纷杂的记录中整理出了大概的眉目。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会议的纪要。
12月23日，陈伯达拿出会议纪要的第一稿完成，题目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16条。后来又加了一条：“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成为17条，于是这个文件后来被简称为“十七条”。
2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
但是，毛泽东对“十七条”中的一些提法还是觉得不很满意。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先发下去吧。
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他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家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
这天下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要散之前，服务员分别通知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散会后就地稍等。” 会议结束后，大会代表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离去，只有他们4位在原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周恩来从后台走来，向他们招手。他们随周恩来到后台北边一间休息室内，朱德已坐在那里。周恩来将这4人一一向朱老总作了介绍。
周恩来问邢燕子情况怎么样？
邢燕子说：“会议多、兼职多，与群众一起干得少了，这个我们受不了。”
周恩来说：“不能层层会议都让你们参加，要与有关部门联系，叫他们给挡一挡，保证你们在基层的时间，千万不能脱离群众，这不仅是你们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希望。”
接着，周恩来又问陈永贵：“你家属住协和医院我去看过两次，向医生讲了要尽力治疗，现在怎样？”
陈永贵的妻子患乳腺癌，曾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周恩来的关心让陈永贵十分感动，他说：“感谢总理的关怀，现在情况还可以，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看了看表后，对大家说：“跟我走吧。”
周恩来、朱德肩并肩在前面走，他们4人在后面跟着。又转了几个弯，大家在一间小宴会厅走廊内停下来。只见里面临时摆放的几张藤椅上坐着陈毅、贺龙、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人，他们正谈笑风生。周恩来向大家介绍陈永贵他们4人：“这几位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室内品字形摆了3张桌子，每桌中间放了一大盘苹果。陈永贵他们4人这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主席请他们吃饭，这太令人惊喜了！
没过几分钟，周恩来陪着毛泽东走进宴会厅。老人家穿一件白布衬衫，衬衫束在长裤子里，满面红光、精神抖擞。
这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走了进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对李富春说：“富春来了，你们好啊，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搞独立王国!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就是你们计委系统。”
大家不知道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谁也没敢吭声。好在李富春和毛泽东是老乡，又一起革命多年，彼此十分了解，只当是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笑了笑，没有分辨。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左右两边分别是邢燕子和董家耕，邢燕子右边是陈永贵，董加耕的左边是王进喜。他们这桌还有曾志、钱学森、彭真、罗瑞卿、谢富治。而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则分坐另外两桌。
这时，董加耕瞥见毛泽东白布衫后边还有一块不小的补钉，这使他吃惊！
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三同’吧!”
“三同”就是指共产党的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孩子们要来，我没有让她们来。我说你们没有资格。他们没有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为革命做出贡献，所以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又挨个询问了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读了几年书，接着又问余秋里，余秋里回答：“3年小学。”
毛泽东说：“3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就不错嘛！不要像有些人，书读得越多，越蠢，猪碰了壁知道回头，有些人比猪还蠢，碰了壁不知回头。”
老人家转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
“50岁。”
“五十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毛泽东又问董加耕：“你在乡里能看到《参考消息》吗？”
董加耕说：“一个公社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只有一把手能看到，并且一看完还要封起来退到县里。听说要保密。我是党委委员，偶尔从书记那里看到《参考消息》，就是字太小……”
听到这儿，毛泽东马上对周恩来说：“《参考消息》要多印一些，纸（字）要大一些。反面教材就是反面教员，可以教育人，我们也可以出蒋介石选集，可以教育我们。”
彭真插话：“从孙中山开始就反对贪污腐化，至今也没有反对得了，贪污腐化也是反面教员，也可以教育我们……”
开始上菜了。桌上放着红、白、黄3种酒，大家是分餐制，每道菜是一个小搪瓷盘。除了一盘盐水虾外，基本都是黄瓜、苦瓜、青辣椒、包菜、还有胡萝卜等一些蔬菜。
毛泽东接着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他给陈永贵和钱学森递烟，然后继续说：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喝下3杯茅台后，大声称赞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
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换了口气劝大家吃菜，并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席间，毛泽东还不断给邢燕子、董加耕夹菜。当毛泽东知道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时，便问他：“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并向他竖起两个手指。董加耕直直地盯着毛泽东，怔了神。他心里想：“我们那里水乡桥很多，怎么只有两桥呢？”他一时没听懂毛泽东话的含意。
毛泽东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
董加耕一下子想起来了，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时，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当看到曾志时，他又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他在怀念井冈山的岁月。
散席后，汪东兴召集董加耕4人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下来，董加耕在4人中学历最高，高中毕业，就由他执笔，大家一段段、一句句回忆。当晚一式三份，交给汪东兴，由国务院、团中央、中央办公厅存档。
（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三）
JiNBUJUN 李毅看世界
9/23
收录于话题
第3回：执《宪法》，一番话寓意深长 再通过，众书记重返北京
28日下午，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中央工作会议，仍然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其带入了会场。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在外交部长陈毅及总参谋长罗瑞卿、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讲话，对“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是写运动的性质，是这样写的：
“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再次更加明确的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这番如此明白清晰的发言，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积极响应。接下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发言，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但是，对运动的性质都没有再说什么。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开始说话了：“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答：“算集会。”
毛泽东：“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批发了中央811号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
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一天闭会，于是，各省委书记也开始陆续返回。但是，通过 “十七条”和闭会时，毛泽东没有参加。
这天晚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请陶铸和陶铸的夫人曾志看她组织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曾志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的老战友，井冈山时就跟着毛泽东，与毛泽东无话不谈。陶铸是中共上层有名的直爽人，笔杆子也可以，一贯紧跟毛泽东。江青每次到广东都受到陶铸和曾志的热情接待，陶铸和江青说话也不拘束，是党内高层中为数不多的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数落江青几句的人。
开演前，休息室内，毛泽东见到陶铸就问：“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然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吗！”接着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已经走了。”陶铸回答。
毛泽东斩钉截铁的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这时，服务员走了进来说：“主席，演出快开始了，入席吧？”
“好的。”毛泽东一边答应着，一边和陶铸他们向大厅走去。
戏开演了，江青一边向陶铸介绍着剧情，一边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
又是一个“有人”！指谁呢？陶铸和曾志隐约感到是说刘少奇，可又不敢往这方面多想。当年高岗就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以为刘少奇不行了，四处联络，想取刘少奇而代之，结果被搞下去了。
但是，需要把毛泽东“通知省委书记返回”的意见转告刘少奇。陶铸毕竟只是地方大员，还不能召集各省的领导进京开会。于是，演出结束后，他先找了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并约了彭真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劝告刘少奇，要注意尊重毛泽东。
刘澜涛等人也深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的关系而担忧，毕竟关系到党内的团结。他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求助于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和贺龙元帅：
“朱老总啊，您看主席为少奇同志在会上插话生气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工作，您是不是和少奇同志谈谈，以大局为重啊。”
朱德和贺龙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
12月30日，毛泽东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说：“照改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
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出了814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称：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965年1月3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确定：国务院副总理林彪排名第一，取代了二届人大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的陈云。陈云退为其次，邓小平名列第三。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通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参加。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进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时，发现夫人在场，愣了一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讲《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着河北省的“四清”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采取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从小到大“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进行清查,“洗澡放包袱”；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后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桃园经验，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8月2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自此,《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根据《桃园经验》的做法，工作队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会扩大打击面，越搞越“左”，极大地伤害了农村基层干部。
在1965年1月3日晚间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
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毛泽东说的这个小县是河北省新城县，这是王光美正在抓的一个“四清”点。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新城工作团，下去前，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新城的情况十分清楚。
他继续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
“……没有虱子不要硬找。没有虱子能找出虱子来？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
“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
毛泽东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转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
刘少奇说：“有群众。”
毛泽东接着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当他说道：“毛主席讲话时我不该插话，这是对主席不尊重的表现……”时，毛泽东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1月5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毛泽东1月3日、1月5日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次要讨论的可能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
中南海迎春堂陈伯达家，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由陈伯达执笔，整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纪要。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一阵，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让通讯员乘小轿车出发，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文件全部写出，排好，陈伯达亲自步行给毛泽东送去。
从9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第4回：生活会，刘少奇诚恳检讨 难求索，毛泽东重上井冈
1月13日下午15时30分，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17人。刘少奇在会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检讨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己在思想上与毛泽东的差距，并对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经过毛泽东改定后的文件在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后，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这份文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后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
在“十七条”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有3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3种提法包括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不同意见。
“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十七条”的“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提法，批判了刘少奇的提法。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又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并连续在家中举行部分中央领导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众人心中提起的千斤巨石落了地。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得到了纠正，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开始逐渐成为“四清”运动的重点。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业已感到，已经开展的“四清”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巩固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谁来监督这些当权者？他对这场运动逐渐失去了兴趣。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毛泽东在思索，他希望冲破现有的体制，找出一种方法，能给予人民最广泛的民主，监督当权者的权力，确保共产党的事业千秋万代继承下去……
他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企盼能找到答案；他研读了中国历代帝王留下的浩瀚文献，希望能从这些治国方略中获取灵感。
他似乎得到了某些启示，仔细想来，又很茫然……
老祖宗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现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描述甚少；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建设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建设起来，可惜，却发展成了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新的官僚国家机器。在苏联，马克思、列宁所期望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荡然无存。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
1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国务院主抓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的一封信上做了批示。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批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在旁边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在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在陈正人报告的这段话后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任中共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国务院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他在工厂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因此，他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但是，他觉得，他的话在北京很难真正的贯彻下去，很多人都是在应付他，。
“官官相护呀！”他气愤，又有些无奈，还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
1965年3月，毛泽东离开了令他感到郁闷的北京，他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泽东下车，他们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泽东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
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泽东不喜欢那一套。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
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人员。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关于毛泽东将来武汉的指示后，只是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所谓的一级警卫，就是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即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都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五类分子”。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梅岭一号的工作人员金文骏、邬素英、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则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
“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毛泽东的大手，笑得非常高兴。
王任重、张体学陪同毛泽东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泽东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一天，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漫步登上湖北的洪山，眺望山下滚滚东去的长江，他又陷入了沉思……
突然，警卫人员惊呼，“对面山上的房子着火了！”
沉思中的毛泽东望着熊熊燃烧的草屋，忽然冒出一句：“烧的好！”
随行人员十分不解，忙问：“为什么呀，主席？”
“不破不立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草屋烧了，可以盖瓦房，盖高楼。”不打碎现有的旧体制，人民享有真正民主的新体制又怎么建立起来呢？可是，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成果，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毛泽东面对滔滔江水，随口咏出：“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主席又要写诗吗？” 跟在身后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问。
毛泽东说：“不是。这是王安石的诗，是讲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呀。现在苏联已经变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
44天后他离开武汉到长沙。
5月21日，刚刚在长沙游完长江的毛泽东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毛泽东的事业真正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毛泽东的今天，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
站在井冈山黄洋界上，毛泽东望着茫茫云海，漫山杜鹃，心潮澎湃。38年前，他将一支濒临破碎的共产党武装带到了这里，那时，是何等的艰难，多少人不辞而别；多少人壮烈牺牲；他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硬是将这支弱小的武装由小到大发展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政权。如今，他担心自己和战友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政权会重新变成欺压人民的政权。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是否需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政权另起炉灶？有多少人会赞成和支持这样做？他不知道。
但是，他仍然要努力！否则，井冈山的路不是白走了吗？38年前那么困难都走过来了，现在比那时候的情况要好许多。
（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四）
9/24
收录于话题
第5回：反特权，部队取消军衔制
忆往昔，胸中已酿万丈澜
在去井冈山的列车上，毛泽东特地邀请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他的妻子唐慕兰到他的专列休息。 毛泽东兴奋地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农田，在微风轻抚下，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他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张平化答道。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继续说。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20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毛泽东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他缓缓地回忆起1927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张平化陪同毛泽东来到了井冈山。他本来准备在井冈山陪毛泽东多呆几天，因有会议，需要提前下山。他们夫妇前来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将他们一直送到门外。当张平化提出：“湖南的同志想和毛泽东在井冈上上照张相”时，毛泽东欣然同意。照完相后，湖南的小车队缓缓起步，这时，张平化从汽车的后视镜中突然发现，毛泽东也一步步地走下宾馆的台阶，随着已经启动的车队走起来。
“老人家是要步送我们下山，这如何担当得起。”张平化赶紧叫停车。他下了车，跑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这可使不得，您一夜没睡，还是赶紧回房休息吧。”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冇得关系。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泪对毛泽东说：“请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
毛泽东大声地对他说：“上车吧。你不要忘记我在火车上对你说的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泽东，大声地回答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的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张平化回头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泪水在张平化的眼眶中转悠。
送走张平化后，下午两点多钟，在井冈山茨坪宾馆，毛泽东又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王卓超谈话。他说：
“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他若有所指地说：“主要是看路线对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汪东兴回答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
“你们再想想，”毛泽东说，“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从制度方面想。”
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他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用请教的语气问：“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逐步缩小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这两条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就在这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特权吗？……
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抒发着自己的情怀：
“可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如此大的气魄和胆略，还怕什么呢？困难是会有的，越是困难越要试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井冈山时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四清”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毛泽东要为他的理想奋斗和拼搏，此时，在他心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风暴……
第6回：说海瑞，吴晗领命几多变
觉端倪，遍京城难觅知己
1965年8月，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江青拿着一摞稿件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说：“主席，这是上海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您看看。”
“哦？”毛泽东接过江青给他的稿件。
“这可只给你一个人看啊，你不要跟别人讲。”江青嘱咐说。
“为什么？”毛泽东问。
“总理、康生一知道，就要告诉刘少奇他们，他们会不让这篇文章发表的。”江青说出了她的担心。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开始翻阅姚文元的文章。很快，他就被姚文元的文章所吸引。文章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海瑞罢官》中的问题，特别是结合1962年以后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进行批判，这和他的思路是一致的。最近,他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也是要向全党、全社会回答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资本家被消灭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会复辟呢？毛泽东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这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解放前培养的，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起来的，因此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来源。要改造他们，不仅是要改造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理论、学说。因此，要在这些领域进行革命，就要触动这些权威、专家。
他叫来江青，对她说:“文章写的还可以，不过，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教授、民盟副主席，为人谦虚、收敛、低调，解放战争时期就支持共产党，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在家中请他吃过饭，邓小平常请他到家里打桥牌，他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均关系甚佳。
说起他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还要从1959年4月6日说起。那天，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约吴晗到他家，对他说： “八届七中全会昨天刚在上海闭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赞扬了明朝的海瑞，号召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的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还特别指示我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教授是明史专家，我想请你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批评皇帝的文章。” 吴晗闻言，赶紧说：“哪里，哪里，我哪是什么专家，只是多看了几本书。既然毛主席号召向海瑞学习，我一定响应。回去我就写一篇，也是我的学习体会。” 吴晗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刊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参加庐山会议的胡乔木一回到北京，马上又找到吴晗说： “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会议上讲了，我们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为了表示我们同彭德怀假海瑞的区别，是否应该说明真海瑞与假海瑞的不同，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
吴晗明白了胡乔木的意思。很快，他又写了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发表在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文章的结尾,吴晗特别注明:“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
吴晗是按照“庐山会议”的精神，不点名的批判彭德怀。在文章中，吴晗还特别指出，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以示与彭德怀的区别。
吴晗的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关于海瑞的讨论热潮。后来，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再三恳求下，吴晗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于1961年发表并正式上演。毛泽东看了演出后，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对他说：“戏好，演的也好。海瑞是好人。”
毛泽东还对马连良说：“《海瑞罢官》的文字写的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写成功了。”
那天晚上，马连良回到家里，特地给吴晗打电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夸赞，这让吴晗激动了好长时间。
既然毛泽东都赞扬了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江青为什么还要批判呢？因为她发现了问题：
1962年7月6日，江青应邀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演出结束后，她一言不发就走了，有心人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果然，江青觉得这出戏像是影射彭德怀的事情，因为在戏院，她听见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就是现在的海瑞……”
回到家，江青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主席，我看《海瑞罢官》有问题，像是含沙射影讽刺我们。现在社会上正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他们偏偏这个时候在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这是借古喻今，要批判。应该停止公演。”
江青一上来就要停止公演，毛泽东甚不以为然，对她说：“你说停演就停演？”
“那是在攻击我们！”江青强调。
毛泽东没有接她的话，而是说：“有工夫你还是多看几本书吧！我还想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呢。” “那我保留意见总可以吧？”江青执拗的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保留意见当然是可以的。”毛泽东也很民主。
由于长期与毛泽东一起生活、工作，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了解得肯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姚溱和许立群，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的意见：“现在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应该很好的组织批判。”
陆定一、周扬等人均表示一定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
这时，江青又谈起《海瑞罢官》这出戏。她问陆定一等人：“你们对《海瑞罢官》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很有问题，也应该好好组织批判。”
陆定一想了想说：“对海瑞进行研究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是一名历史学家，能够跨行业写京剧剧本，也是一次尝试，还是挺勇敢的，不好说批就批吧。”
江青马上摆了摆手说：“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就以后再说吧。”
一天，江青来到康生的家里商量京剧改革的问题。谈话中间，她突然问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此时他听到江青提到《海瑞罢官》，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吧。”
康生很快就让人安排看了《海瑞罢官》。当江青再来到康生家时，康生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江青说：“《海瑞罢官》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笑了笑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那还用问吗？彭德怀嘛，这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马上回答说：“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
想了想，他又说：“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
江青点点头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国家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历史罕见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马上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随后，他又补充说：“不过，眼下批这出戏还不行，时机不成熟。”
1963年一次开会时，周恩来见到吴晗,突然问他：“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的《海瑞罢官》有影射，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怎么会影射呢？”
“这样吧，你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周恩来说。
“好！”吴晗回家后，立即将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过程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周恩来。
时光很快到了1964年，康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演的一出戏，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哪出戏呀？”毛泽东一边问，一边抽出烟递给康生。
“就是《海瑞罢官》。我考虑两三年了，这出戏似乎跟彭德怀有关系。海瑞在戏中逼着土豪退田，当时彭德怀不是也嚷嚷着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吗？59年庐山会议我们批判了彭德怀，这出戏却把彭德怀说成是海青天，这是在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要翻案哩。”
起初并没有太注意的毛泽东，听到这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康生看到毛泽东面部表情的变化，他沉默了，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等了一会儿，毛泽东仍然没有说话，只是盯住香烟上的一点火光在思索，康生考虑了一下，又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一定成熟，提出来供主席参考。”
1964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党内县一级单位，其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材料发下去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江青看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这是位年轻的文艺评论家，1954年，在他大学刚毕业，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就能勇敢的站出来批判著名“红学”权威俞平伯，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一时名扬天下。江青看到他很高兴，就和他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希望他还能像当年一样，站出来批判《海瑞罢官》。
李希凡很高兴，但他当时正有别的任务，抽不出时间，而且他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江青只得作罢。
江青曾想找中央办公厅的戚本禹一起来写的。但当时他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
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个人，都不理想。
7月29日，江青和毛主席一起乘车前往北戴河。30日下午，二人一起登门探望在北戴河养病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也是深受毛泽东倚重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不过，此时的柯庆施已身患癌症，在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来到北戴河休养。
（未完）
———— / 文章推荐 / ————
李毅：不同意章念驰近日关于台湾的文章观点李毅谈台湾，台湾岛内已经没有“中国人”了李毅：秦始皇毛泽东散论李毅：台湾又传好消息，国民党拒统不反独李毅：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李毅：中国怎样应对美国全力消灭华为李毅：香港从大乱走向大治李毅：蔡英文铁心以武拒统，统一方式有多种选择李毅：蔡英文连任后大陆怎样统一台湾
李毅荐书：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五）
李毅看世界
1 week ago
收录于话题
第7回：交任务，姚文元慨然受命
七易稿，陈丕显充当信使
江青将她的想法和柯庆施说了，果然得到柯庆施的支持。他指派张春桥具体负责此事。
张春桥抗战期间，曾在柯庆施手下任《晋察冀日报》副主编，很受柯庆施赏识。全国解放后，柯庆施将张春桥调到上海，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1957年，张春桥为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起草的政治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拿着这篇文章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能写出来吗？”
周恩来摆摆手说：“我写不出来。”
1958年，根据柯庆施的提示，张春桥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郑州会议上把张春桥和陈伯达并提，声名鹊起，他也由此被柯庆施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
1961年6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昆曲《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是大毒草，这一想法也深得柯庆施赞同。于是，由张春桥组织，在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文章之一。而后，张春桥又积极配合江青开展革命现代戏的创作，深得江青和柯庆施的信任。
对于柯庆施和江青这次交办的事情，张春桥十分认真。从此在他的办公桌上又多了一套《明史》，这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不过张春桥这次没有亲自动笔，而是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姚文元是旧上海著名文化人姚蓬子的儿子，曾写过批判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许多中国著名作家的文章，此时已是上海著名的左派文艺评论家，在文化圈里有些名气。1957年，毛泽东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十分欣赏，在一次谈及文艺界问题的讲话中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由此引起了大家注意。
1957年反右斗争中。姚文元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他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柯庆施特别召见了姚文元，并将他调入市委，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直接由张春桥领导。
姚文元还是个理想主义青年，他于1958年9月11日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他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写道：
“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
1965年3月的一天上午，姚文元刚进《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就来了，要他马上过去一下。
姚文元答应道：“好，我给报社打个招呼。”
张春桥说：“不用了，你直接来吧，如果报社领导问起，你到时找个理由就是了，此事要保密。”
姚文元于是便找了一个理由，骑着他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当他走进张春桥告诉他的房间，看见张春桥正极为恭敬的和一位带着眼镜、神态严肃的中年女人谈话，看见他进来，张春桥立即站起来，向那位女士介绍说：
“江青同志，这就是姚文元。”
随后，他又向姚文元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
姚文元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
江青站起来，一边和姚文元握手，一边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3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身着略有泛白的蓝卡其中山装，足蹬草绿帆布胶鞋，朴素中略显寒酸，但是，那双透亮的金鱼眼睛和已显秃顶的大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着颇深文学造诣的人才。
出身上海小开的姚文元没有一点大少爷气息。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信仰共产主义，深受共产党革命传统的影响，日常生活十分朴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脚上不是绿胶鞋，就是一双圆口布鞋。肩上的草绿色背包里，除了书以外，时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来的面包等点心。他就以这身装束，到处走动，有一次，曾经步行到上海锦江饭店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大门口就被“挡驾”了：不让进。
江青一边打量着姚文元，一边说：“哦，姚文元同志，听主席几次提到过你，是无产阶级的红秀才、金棍子。最近在研究什么？”
江青让姚文元坐下，和他聊了起来。
“没有研究什么，按照市委的布置，对一些旧戏和作品组织批判。”姚文元略显惶恐的回答说。
“哦？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吗？”江青颇有兴趣地问道。
“还没有。”姚文元如实回答。
江青随手将一本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全文的1961年1月号《北京文艺》，交给姚文元说：“这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剧本。你看看。看完后我们再交流。”
从江青那里出来，张春桥向姚文元交代了江青召见他的目的和任务，并对姚文元说：“你可以先接手下来，至于具体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到时给市委反映。”
姚文元感到十分的荣幸，这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亲自给他下的任务。同时，他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批判的对象不同于过去那些文化人，吴晗毕竟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弄得不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还很难说。这些顾虑，可能就是中宣部不愿意接受任务的原因。但是，姚文元曾将自己与李希凡做过比较，他说：“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竟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一个革命战士。”
姚文元接受了批判《海瑞罢官》任务，他立即向《解放日报》社请假：“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
在此之前，张春桥已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说姚文元一段时间在市委有一定的“任务”，让他们不要安排他的工作。
但是姚文元对明史不熟，他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是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任组长。
姚文元直接来到丁香花园——上海市委写作班所在地找到朱永嘉，说市委布置他写文章，请朱永嘉帮忙。
朱永嘉最初是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另外两个青年教师王知常、朱维铮一起，用“罗思鼎”的笔名，即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写了一些关于清朝乾嘉学派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后来，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吴瑞武也加入进来，自发组成了一个写作集体。1964年，他们被上海市委集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让他们写一篇与当时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与他们一起借调去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的金冲及，担任他们的组长。这篇文章发表在华东局内部刊物《未定稿》上，用的也是“罗思鼎”这个笔名，从此它就成了这个小组的集体笔名。当时兼管华东局的内部刊物的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因为《内刊》编辑部没有历史组，文章发表后，他们被集体留下来。1964年，石西民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金冲及也被他带走，这个写作组由张春桥接掌。因为张春桥不兼华东局的工作，上海市委属下的写作人员就与华东局《内刊》分手，单独成立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是徐景贤。写作班有三个组，文学组由徐景贤负责，哲学组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郭仁杰负责，“罗思鼎”就成了写作班的历史组，由朱永嘉担任组长。
在此之前，朱永嘉对姚文元早闻其名，但未见其人，这是第一次见面。听姚文元这么一说，便很痛快的答道：“你有什么要求就说。”
姚文元说：“市委让我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请你帮助找些资料。”
朱永嘉知道，姚文元这是奉市委之命，也就是以组织的身份来找他的，实际上也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朱永嘉并不知道姚文元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当时国内公认的明史权威当然是吴晗了。而且，1963年冬，吴晗为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事到上海开会，曾和朱永嘉有过直接接触。这个会议是在锦江饭店举行，朱永嘉也参加了。会议期间，白天开会，晚上他有时间与吴晗聊天。作为明史权威，吴晗主要研究元末明初这一段。而朱永嘉研究的重点是明朝后期特别是明清之际。他向吴晗谈了自己对晚明和明清之际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如明末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明王朝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与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的重重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吴晗听得很认真，并称赞朱永嘉对于明史的看法。之后他对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负责人谭其骧说，愿意收朱永嘉做他的学生。谭其骧将这话告诉了朱永嘉。但朱永嘉觉得自己在复旦已有老师陈守实，如果转而去拜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师显然不太合适，所以没答腔。但吴晗对朱永嘉的印象确实不错，让朱永嘉以后到北京就去找他。
于是，朱永嘉首先给姚文元找了一本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另外还有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接着，朱永嘉又将从图书馆借出《明史》、地方志和自己笔记中的相关资料交给姚文元。
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在看了这些材料后，就要朱永嘉给他谈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于是，朱永嘉又给他讲了海瑞的主要生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讲了海瑞这个人耿直，敢讲话，廉洁，为老百姓做过几件事，还谈了学术界对海瑞的评价。
姚文元还求助于父亲姚蓬子为其指点。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于1965年6月间完成。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历时数月，七易其稿。1965年8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终于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江青非常高兴,她立即通知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修改。
1965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接到通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已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找到陈丕显说：“陈书记，这是姚文元修改后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麻烦你带给江青同志。”
“好的。”陈丕显接过了稿子。
对于江青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的事情，陈丕显是知道的。1965年4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逝,上海市委的工作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负责，江青曾经找到他：
“阿丕呀，我要向你借两个人啊。”
“行啊，借谁？”
“张春桥、姚文元。”
“哦？”
“我让他们准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柯老对此事很支持，希望你也能支持我呀。”
“我怎么会不支持呀。”
“那就谢谢你啦。不过，这事要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要讲，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保密?”陈丕显心里想。但是，江青这人总喜欢搞点新花样，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这也难说。江青与陈丕显关系很好。五十年代江青到上海养病，一直是住在陈丕显家里。陈丕显想：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也没有多问。
如今，文章写出来了，陈丕显又要担任“通信员”，他有些不安：吴晗毕竟是北京市副市长，由上海出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会不会影响两市的关系？
陈丕显悄悄将此事告诉了同行的魏文伯，魏文伯也觉得不大妥，两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找机会向周恩来或他们的老上级陈毅汇报一下。
到了北京，陈丕显没敢耽搁，很快将把稿子交给了江青。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介绍了抗美援越的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时，毛泽东突然问大家：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随口说道：“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7个政治局常委，就要数他了。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于邓小平之后的书记，受命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一身而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后来，1965年10月1日天安门上，有一张照片是彭真与毛泽东并排走上天安门，刘少奇明显的在彭真后面。这张照片，引起中共上层很长时间的议论，以至有人传言，认为彭真要当毛泽东的接班人了。
毛泽东这时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毛泽东的问话，彭真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但他到底是在中央工作多年，经常与毛泽东见面，马上就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的代表团，在朝鲜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问话，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
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判《海瑞罢官》的。毛泽东的提问，既是征求彭真的意见，也是在给彭真和全体参加会议的人打个招呼。 会后，魏文伯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六）
李毅看世界
1 week ago
收录于话题
第8回：易德怀，大会堂拒不从命
亲相约，颐年堂促膝而谈
此时的毛泽东也在想这个问题：姚文元的文章已经修改三次，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能否通过这篇文章，对当前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有所触动呢？他想试试。不过，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这位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司令，前任国防部长就一直在北京闲居。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彭德怀对庐山会议的决议是不服气的，而且，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和彭德怀是一样的，包括一些批判彭德怀很积极的人，他们的思想本质其实是和彭德怀一样的。搞民主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些人是真心实意积极拥护的。但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一定了。很多人恐怕连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很清楚。这些人积极批判彭德怀，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路线，而是由于彭德怀平时性格粗放，树敌太多，所以对他有意见。当然，很多人也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仰，他们未必真的理解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区别。因此，要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包括彭德怀。彭德怀曾经要求给他安排工作，刘少奇和党内很多人也同意，于是，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
“是不是可以给彭德怀安排些工作呀？黄克诚已经安排了吧？”毛泽东问。
“是的，他现在山西省当副省长。”刘少奇回答说。
“彭德怀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呀？”毛泽东继续问。
“我看可以。”周恩来表示同意。 “可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嘛。”刘少奇一边思索一边表示赞同。 “安排什么工作呀？”毛泽东问。
“彭德怀一直想搞农业……”刘少奇刚说了一半，便让毛泽东打断了：
“我看还是让他抓一下‘大三线’建设吧，将来打起仗来也熟悉情况。”
毛泽东知道，彭德怀对庐山会议的结论一直是不服气的，让他去搞农业，说不准又闹出什么事来。
“这个意见好。”刘少奇表示赞同。
“同意。”周恩来也没有意见。
196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来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彭德怀的住处。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就一直在中央党校学习。
“彭总啊，中央要和你谈话，通知你去人民大会堂。”贾震对彭德怀说。 “是吗？那就走。”
彭德怀扔下手中的锄头，和贾震一起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们走进江苏厅时，看见彭真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已经等在那里。
互相握手问好后，彭真说：“今天我们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能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说：“要是不去呢？”
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彭德怀倔犟地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还在，我彭德怀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被批臭了，这怎么干工作！” 彭真与乔明甫一时沉默无语。
彭德怀接着说：“自从平江起义喊出‘我们起义了！为工农服务开始了！’以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扪心自问，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在党内也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1962年6月，我曾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信，从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遭遇，到出走当兵，平江起义，井冈山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部长，庐山会议，我什么时候搞过‘小集团’？刘少奇说我里通外国，要有根据吗。我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就是希望党中央全面审查我的历史，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对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进行了甄别和平反，并安排了工作，唯独对我，既没有被通知参加大会，也没有对我的问题提出来进行重新审查，刘少奇还说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我怎么里通外国了？出国访问，在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对质调查吗？现在让我出来工作，我怎么工作？……” 彭德怀讲完这些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对彭真说：“我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 彭真说：“西南三线的工业，就是与打仗有关呀！”
彭德怀说：“我早已跟军队脱离关系了。作为一名党员，理应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再说，我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我不去三线，还是让我去农村吧，我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到贵州的农村也行，那里没有外国人。” 彭真劝道：“彭德怀同志，这可是毛主席的意见哟！中央也是考虑了你的实际情况，将来战争起来，你也熟悉情况吗。”
“是啊，还是去‘三线’吧。”乔明甫也劝彭德怀。 “的确，我对工业不熟悉，我不能干这差事，我不去，要去也去农村。”
彭德怀倔犟的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先这样吧。回去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彭真见无法说服彭德怀，只得作罢。
回去后，彭真打电话向刘少奇作了报告，并让贾震、乔明甫二人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 回到吴家花园的彭德怀也安静不下来。9月21日， 难以入眠的彭德怀披衣起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他回到老家或到外地的国营农场去劳动，当一辈子农民，自食其力，不再拿饷，以减轻国家负担。彭德怀自从被罢官后曾给毛泽东写过几次信，最后都没有结果，他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答复。
当天下午，彭德怀的信已放在毛泽东的案头上。
看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知道，只能由他亲自同彭德怀谈了。
23日早上7时半，刚刚在挂甲屯果林中散步回到屋里的彭德怀，就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要与他直接通话。 甚感意外的彭德怀，很快就听见了毛泽东那浓浓的乡音。 “德怀，你有时间吗？” “时间总是有的嘛！”彭德怀答道。 “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毛泽东说。 “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抗美援朝时不顾三七二十一，推开警卫员，直闯毛泽东卧室，掀毛泽东被子时的彭德怀了。他谨慎了许多。 “叫你上午来就来吧！”毛泽东坚持。 已经整整6年未听到这熟悉的湘潭乡音了，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他没有说话。
毛泽东见彭德怀没有答应，在那边接着说：“你赶快来吧，我们好好谈一谈。” 彭德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6年来，他给毛泽东写了几次信，朝夕都盼望着这一天，现在毛泽东主动向自己发出邀请，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就是自己不愿意到西南大三线去，那也是应该在毛泽东的面前实事求是地讲清其中的原因，以及自己思想上所顾虑的问题，希望毛泽东能给予自己以帮助和理解。 这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彭德怀换上了一件中山装，便赶往中南海丰泽园。 一夜未睡的毛泽东早已来到了颐年堂前，当看到彭德怀走出汽车的时候，他向彭德怀走了过去，伸出了右手，彭德怀也赶紧迎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毛泽东拉着彭德怀坐了下来，当他的目光扫过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了笑：“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看着这位老战友认真严肃的表情，笑了：“我这里不是什么三宝殿，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
接着，又说：“早在等着你，还冇得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一夜冇（音‘卯’湖南土语，没有的意思）睡着，一清早就给你挂电话……”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8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要去接西哈努克，不能来啦，我们一起谈吧。” 彭德怀说：“主席没有忘记我，我很感激。”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 这时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来点上。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会议”，彭德怀在这里首先提出了一个双方都不愿提到，但却又是不得不提的事情。他们吸着香烟，看着在面前飘散着的淡淡烟雾，各自都陷入了沉思。
良久，毛泽东站起来，十分大度的对彭德怀说：“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彭德怀一听这话，倔劲又上来了，他说：“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我们之间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这不要紧，但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先将个人的问题放在一边。” 毛泽东希望彭德怀会服从大局，听从自己的安排。可是，这次彭德怀却没有服从，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三条。”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毛泽东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支香烟，递给彭德怀一支，两人各自点燃自己的香烟。 毛泽东简单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又将鉴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准备建设大小三线的方案告诉彭德怀，并强调了西南大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对“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战略后方的构想，可说是情真意切，彭德怀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
毛泽东又说：“我们井冈山就在一起，革命能有今天不容易，我们大家要团结。庐山会议，也许真理在你那一方，这没有关系，错了的我们就改，你今天能来，我很高兴，你还是去西南吧，你怕工作不好做，我让少奇、小平召集西南地区的同志开个会，把中央的意图讲清楚，让他们积极支持你的工作。你要给我写信，让他们不得有误，赶快给我送来。
“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德怀答：“我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而且，我现在的情况，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8时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还是不愿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还是去边疆搞农业吧。”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这几句话深深感染了彭德怀。
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我的意见：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不好再坚持了。他抬起头说：“好吧，主席，我听你的，去三线。”
刘少奇高兴地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彭真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工作一夜之后，还没有吃早饭，于是，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彭德怀才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大家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他似乎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其实，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曾经问他：“你在中南海游泳池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
没有看到周恩来，彭德怀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电话，说周恩来不在家。 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6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
“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嘛！”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6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6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翌日,彭德怀正在一个农户家里拉家常,突然一名警卫战士跑来叫他回去接电话。
电话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来的,通知他立刻到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去开会。 （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七）
李毅看世界
1 week ago
收录于话题
第9回：众相劝，“大将军”离京入川
批海瑞，九州地欲起风雷
彭德怀赶到会场一看，到会的大都是西南局以及四川、云南、贵州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其中有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李大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等。
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他见彭德怀来了，就立刻站起来向他招手，让他到前面去坐。
参加会议的人看到邓小平招呼早已被批臭了的“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进来，都感到有些奇怪，没有一个人敢和他打招呼。
彭德怀也不理会这些人，按照邓小平指定的位子，到前面坐了下来。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委托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首先邓小平让三线建设的负责人汇报了情况，主要是由程子华汇报三线工厂的搬迁，吕正操汇报铁道兵对于成昆铁路的建设进度，李井泉等人汇报对于三线建设的支援情况。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宣布：“由刘少奇传达毛主席有关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建设担任职务的指示。”
刘少奇说：“让彭德怀同志出来工作，到西南三线去,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希望到会的同志们能认真执行，积极支持彭德怀同志的工作。”
“毛主席说了，如果彭德怀同志要给他写信，请井泉同志给下面的同志打个招呼，不准阻拦，要尽快地送到北京来，送到他的手里。彭德怀同志去工作，有什么困难，你们要支持他，给他的工作创造条件。特别应该注意，彭德怀同志对于工作中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和建议，都要让他提，让他直接送到北京来。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让我在这个会上传达给大家。”
刘少奇说完之后,邓小平接着说：“你们三线建设的同志们表个态，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的决定,欢迎彭德怀到三线来工作？”
“同意！”
“拥护！”大家纷纷表示了赞成。
10月28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奉命送彭德怀去四川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临行前，毛泽东特地找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向他交待：
“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去，是中央的决定。他去了以后，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三线的企业他都可以去，不要对他保密。要让他有实际权力，有职有权。彭德怀这个人，让他有职无权他是不干的。”
彭德怀走了，开始投入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却不曾想到，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
彭德怀到达“三线”后就开始了解情况，就在他独自在三线成都听取汇报时,在西南重镇重庆,却在召开另外一个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西南三省的负责人、三线建委的领导,以及部分三线建设重点工程的负责人。会议地点选在较为偏僻的潘家坪宾馆。
李井泉手中拿着一支粗大的雪茄烟,然后慢慢地点着,猛然地吸了一口,向到会的人员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彭德怀担任西南大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决定。
“彭德怀?”与会者都有些不敢相信,三线不是最需要保密的地方吗,连工人都要审查祖宗三代,怎么能让一个早已被全国人民批倒批臭的“反党集团头子”来参加指挥呢?
陡然的变化使许多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整个会场静得连针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李井泉接着说:“让彭德怀来三线工作,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我们要服从。他到什么地方去,大家都要向他汇报情况……但是,对于他的指示,认为不正确的也可以不执行。有关军工方面的事情,就不必向他汇报了,更不能让他接触,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这些，都是彭德怀不知道的。
北京,已经听到风声的吴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彭真的办公室： “市长，听说有人要批判我……” “是吗？批判你什么？”彭真问。 “我写的京剧《海瑞罢官》。” “没有啊，我怎么没有听说。” “说现在正在准备呢。” “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吗。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不就是总后台了吗。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不要杞人忧天！” “可是，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最近已经听到一些传闻的彭真，正为此事恼火，一听吴晗的话，有些激动：“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送走吴晗后，彭真给邓拓打了电话，让他晚上到家里来一下。
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负责文教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著名的诗人、学者。曾任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社长兼总编，因为办报风格不对毛泽东的思路，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的职务，到北京市主管文教、宣传。但是文人秉性难改，到北京后，创办了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亲任总编。
彭真一见邓拓，便问：“吴晗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事情，你清楚吗？”
邓拓说：“听说上海有人要批判他写的《海瑞罢官》。”
邓拓是听张春桥说的。他们是老相识，抗战时期，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因此，张春桥在北京曾向邓拓私下透过姚文元要批《海瑞罢官》的风。此前，张春桥曾给邓拓打过电话，邓拓当时不在办公室，没有联系上。
彭真又问邓拓：“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回答，他又接着说：“她在北京找过几个人，可能没人答应写。所以，又到上海找人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彭真似乎有些不以为然的说：“吴晗不过就是一个学者嘛，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再说了，海瑞精神也是毛主席提倡的，有什么错？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邓拓听到彭真征求他的意见，立即答道：“我也是这个意见。吴晗咱们都了解，政治上可靠，人又老实。批判他说不过去吧。”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在那里，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则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你准备给吴晗带什么帽子？”
姚文元的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文元回答说：“看事实吧。是什么就是什么，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
杨西光又对姚文元说：“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
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
11月9日，《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接到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打来的电话：“明天将要发表一篇大的文章，是一个叫姚文元的写的，你们‘北办’在文章见报后就出动，收集一下有关人士对此文的反映，”还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上海市委让《文汇报》刊登的，但对外不能说，只能说是姚文元向《文汇报》投的稿……”
11月10日，经过毛泽东3次修改，由上海市委讨论同意的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第一版。文章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统治。”
文章发表时，姚文元自己并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拿起电话，没想到电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他向姚文元表示祝贺。
这天，《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即出动人员采访了北京有关部委和领导。
艾玲和记者李根第去采访了吴晗。吴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两人又去了《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的同行们也都普遍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水就向艾玲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艾玲熟悉的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在对待批判《海瑞罢官》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问题上，观点认识不尽相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赞同批判《海瑞罢官》的是左派，不赞同的是右派”。对这些反映，“北办”没有太在意，他们把这些情况反映汇总上报给上海《文汇报》编辑部。
那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每天都有一个邮包装上他们手写的情况汇报，通过民航班机送往上海。报社有什么文件也通过这个邮包给“北办”。
当天，北京的彭真也接到了报告。虽然已有耳闻，但他仍然觉得不能接受，气得拍着桌子说：
“批判北京的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他立即给刘少奇挂电话，是王光美接的电话，问他有什么事？
“上海刊登了批判吴晗同志的文章，我想征求一下少奇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彭真问。
“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政治上已经十分成熟的王光美圆滑的搪塞了彭真。
放下电话，她问刘少奇：“彭真来电话，问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你看，我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
彭真在刘少奇那里不得要领，又找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彭真就问：“教授最近怎么不来打牌了？”
吴晗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所以人们习惯称他为“教授”。
彭真回答：“有压力嘛。姚文元写文章批判他，吴晗现在心理负担很大。”
邓小平说：“就是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吧？我看过，没什么错嘛。咳，现在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住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有什么意思？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哦，有一点要注意，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很危险，会堵塞言路的。”
忧心忡忡的吴晗又到邓小平家打牌了，邓小平一见吴晗就说：“教授，不用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
吴晗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
邓小平继续劝道：“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由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来来来，打牌。”
其实，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提出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也就算了。
这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听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马上给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
“郑书记嘛？我是范瑾。《文汇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是批判吴晗副市长的，我们要不要转载呀？”
郑天翔还不知道此事，忙问说道：“是吗？我还不知道，我先看看，你们那里有这份报纸吗？”
“没有。我已经安排他们马上空运过来。”
范谨回答。
“等我看完后再给你打过去吧。”
郑天翔说。
“好吧。”范谨答应道。
郑天翔拿到报纸后，匆忙看了一遍姚文元的文章，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给范瑾打电话说：“行啊，你们明天就转载吧。”
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问：“范瑾吗？你们今天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啊？” “对。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
“彭真同志什么意见？”郑天翔问。
“他不在北京。”
“那好吧，就先按邓拓同志的意见办。”
邓拓不同意转载，是因为他已经得到彭真不让转载的意见。当他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一起去请示彭真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彭真当即告诉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此时的彭真已经从邓小平那里回来了，他觉得心里有了底，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未完）
———— / 文章推荐 / ————
李毅：不同意章念驰近日关于台湾的文章观点李毅谈台湾，台湾岛内已经没有“中国人”了李毅：秦始皇毛泽东散论李毅：台湾又传好消息，国民党拒统不反独李毅：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李毅：中国怎样应对美国全力消灭华为李毅：香港从大乱走向大治李毅：蔡英文铁心以武拒统，统一方式有多种选择